尼采提过孔子,很少讲庄子。但尼采与庄子的相同点似乎多于尼采与孔子的相同点。例如,庄子的“圣人已死”与尼采说的“上帝已死”;庄子的“至人”、“神人”、“大宗师”与尼采的“超人”;庄子回归自然走向“天乐”与庄子回归感性走向“悲剧”等等,便是异代而同调的。如果把这相似点置诸现代哲学视角、话语上看,便可明显看到他们思想的“交汇点”、“重迭处”正在“人自然化”的“视界”上。
“人自然化”是与“人化自然”不同的另类境况,“人化自然”讲的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和结果,包括大地山河的改观这外在的“人化自然”与“看色彩的眼睛”、“听音乐的耳朵”这内在的“人化自然”。“人自然化”突出的是:人与山水花鸟友好相处;人对作为自然生物躯体的自身陶冶、提升;对自然“隐秩序”(波普语)的同构呼应。无论是尼采要求人从“权力/机器”统治束缚中解脱出来,创造性地实现人各不同的潜在才智、能力、性格,还是庄子“吹呼吸”、“天籁万有”、“混沌长生”等,都是与“人自然化”不谋而合、一脉相承的。在这个限定的意义,“超人”、“圣人”都有相对合理性。如果说人非动物也非机器,超出这二者当然就无可厚非了。
但是,庄子、尼采把这点放大到极致,以为只有这样才使人成其为人,那就大错特错甚至荒谬绝伦了。因为,人在历史中的成长、社会中的进步,毕竟有赖于“人化自然”的开拓和伸展。很难设想没有从粗陋的石斧到精密的航天飞机,人类能达到今日的自由、幸福和欢乐。这就涉及到“人自然化”何以可能的人类之谜的破解。“人自然化”何以可能?就在于人类构筑了“人化自然”的坚实基础。正是有了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在健康状态下辛劳之后休息时没有任何讨厌之情的最高感官愉快。猿人没有这种感受,饥寒交迫的人也没有这种感受。只有物质文明达到很高程度的今日,才开辟了这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人化自然”自身消除掉掠夺性开发造成的生态失衡、心态失衡时,才能变为某种现实性。
这种现实性究竟怎样,那是眼下正在探讨的难题,但肯定地说,原封不动地搬来庄子、尼采是无济于事的。他们的命运史已昭示了这点:由于没有“人化自然”基础,庄子被儒家吸收为互补的部分,尼采预言“在地球上重建生命的繁荣”,受到了里夫金“我们陷入了泥潭……突然间暴躁万分”的嘲讽。